莫言为何向世界大揭祖国母亲的丑陋

  既是优秀共产党员，又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国作家莫言自嘲自己丑陋，也大揭祖国母亲的丑陋，是希望变得更美。

  2012年12月8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瑞典学院发表题为“讲故事的人”的文学讲座，他以回忆母亲开头，在人性的基础之上，介绍了自己如何走上文学之路，痛心疾首地述说了和母亲在一起感受到的世间冷暖，尤其是贫困、歧视、暴力带给他和母亲的坎坷经历，他用这种方式与世界性普世价值对接。毫无疑问，在面对强烈持有西方世界价值观念的瑞典人和其他世界人士面前，莫言无疑是在告诉世界中国曾“水深火热”，这在长期以来中国主流宣传渠道按照“欣欣向荣，形势一片大好”基调、掌握对外宣传话语权的情况之下，莫言无异于一次“泄密”。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满怀着对新社会的憧憬和期冀。领袖们和早期共产党人一样，认为资本主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对其在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推进社会进步的作用评价过低。《共产党宣言》指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有发达的现代工业文明、市民社会，生产力水平太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法容纳。如美国最有可能发生共产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认为除中国以外，西方世界和其他国家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此提出“越穷越光荣”，在自己吃不饱穿不暖时鄙视、批判，发誓要用暴力革命推翻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制度，要去解放世界各国人民。

长在红旗下的莫言对这些阶级斗争理论和口号并不是不熟悉，这是他能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必要条件之一。但是在瑞典，他没有只谈文学的写作技巧，而是超出在国内演讲的主体范围，从没有过地全面系统地回顾了年少时所有的痛苦经历和对母亲的思念，这无疑是揭祖国母亲的“丑”。

莫言回忆如下： 关于母亲最初的记忆是他失手打碎了家里唯一一个暖水瓶，当时他害怕地躲了起来，母亲最后并没有责罚他，而是发出长长一声叹息。毫无疑问，这是贫穷导致了莫言的强烈担心和自责感。

而对于莫言来讲，最为痛苦的事情莫过于看到母亲被村干部殴打，他从母亲眼里看到了绝望的眼神。在莫言回忆中，党员干部也并非和人民群众心连心，俨然土豪恶霸一般。

令莫言至今难忘的是在挨饿的年代，叔叔从供销社弄回来半麻袋豆饼，这半麻袋豆饼藏到哪儿，莫言就找到哪儿，老想偷吃，很长一段时间折磨得他夜不能寐。莫言不会忘记那时一大家子人围着低矮的饭桌边上稀里呼噜喝野菜汤的情景。孩子们夹在大人之间，坐在爷爷做的各式各样的栆木板凳上嗅着难以下咽的野菜汤，瞪着眼出神。 

 莫言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莫言二十岁之前惟一的一次照相，大约在1962年春天。 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家庭陷入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

不仅如此，那个时代在他讲述中变得十分虚假做作，比如莫言小时候去参加一个苦难展览，莫言哭了，而当时有一个孩子没有哭，为此莫言还向老师打了“小报告”。多年之后，莫言深表愧疚，他悟出一个道理：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由此可见，所有的政治宣传教育之下，并不是所有人都真诚地哭泣。

尽管那个时代在莫言回忆中十分可怕恐怖，但是母亲的大爱照亮一切。让莫言最难以忘怀的还是母亲对贫苦人群的悲悯之心，有一年中秋莫言家吃饺子，每人只有一碗，一个老乞丐前来乞讨，母亲给了这个老人半碗饺子。让莫言最后悔的事情莫过于当年跟母亲去卖白菜多算了老人一毛钱，莫言的母亲觉得儿子给自己丢了脸。因为相貌丑陋，自己小时候吃了不少苦，很多人都嘲笑他甚至因此打过他。莫言因此苦恼过，最后还是母亲开导莫言，让他多做善事，这样丑也能变成美。 

恰好这种经历，使得莫言发奋努力，把苦难变成自己的财富，写进了自己的小说之中。莫言后来说：回顾往昔，我确实是一个在饥饿、孤独和恐惧中长大的孩子，我经历和忍受了许多的苦难，但最终我没有疯狂也没有堕落，而且还成为一个写小说的。到底是什么支撑着我度过了那么漫长的岁月？那就是希望。

莫言表示，“不管小说起源于梦境或是发端于现实生活，但最终都必须和个人经验相结合。”在诸多小说之中，最贴近他自己的是《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 

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莫言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字，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

幸好，莫言没有面对诺贝尔奖沾沾自喜，而是在怀念母亲的同时，揭了祖国母亲的丑。尽管对于莫言的演讲内容，国人评价也参次不齐，褒贬不一，但是莫言仗义执言，无疑有助于改变祖国母亲的丑，变得更加美丽，也会深深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